季诺维耶夫：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到颂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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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到颂扬者的季诺维耶夫

张  捷

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季诺维耶夫

俄罗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斯大林，并对苏维埃制度不满，写了不少批判的书，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他曾经说过：“即使我事先知道我写我的这些书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停笔不写的。”（季诺维耶夫：《不抱幻想》，1979年，第118页）但是世事多变，昔日强大的苏联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搞垮了，苏维埃制度也随之而覆灭，俄罗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季诺维耶夫目睹这一切，非常痛心而后悔，他曾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当着众多与会者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真理报》1994年2月16日）他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如同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具体指的是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他一反过去的做法，开始为这个制度辩护，甚至热情地颂扬它。季诺维耶夫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到颂扬者的转变，对俄罗斯某些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探索他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弄清他思想发展的轨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从中也许能得到某些启示。

一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耶夫于1922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的一个偏僻农村里。父亲是一个粉刷工，家庭人口很多，生活贫苦。季诺维耶夫从小聪颖，在上农村小学时就表现出对文学和数学的爱好以及少有的求知精神。1933年他去莫斯科上中学，生活仍像在家乡时那样艰苦，住在阴暗潮湿寒冷的地下室里，饱受冻馁之苦。在莫斯科求学期间，逐渐形成了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和个性。他像当时许多青年一样，有理想和热情，富于正义感，渴望做一番事业。当时他崇拜的英雄不是列宁，而是列宁的哥哥，刺杀沙皇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季诺维耶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感到实际的生活与理想相距太远，从而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正好这时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他便觉得这是一种欺骗，于是开始仇恨斯大林，并和几个同学一起密谋暗杀斯大林。

在这之后，季诺维耶夫的经历带有几分传奇色彩。他从中学毕业后进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学习。不久因暗杀斯大林的密谋败露而被捕，可是他在从内务人民委员会大楼被押送到监狱的路上设法逃脱了，在全国各地流浪了将近一年，后隐瞒身份参加了红军。不久战争爆发，他上了前线，当过骑兵和坦克手，在航空学校接受短期训练后又成为歼击机手。他几乎参加了战争的全过程，立有战功，受过奖赏。在战斗之余，他还写诗、歌词、故事和小说。战争结束后，他从前线归来时带回一只装满手稿的箱子，把其中的一个中篇的手稿交给西蒙诺夫和另一位著名作家征求意见。西蒙诺夫很赞赏，而另一位作者则认为小说有问题，向上作了汇报。季诺维耶夫害怕有人前来搜查，只好把手稿全都毁了，并且暂时打消了当作家的念头，上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同时在数学力学系旁听。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喜剧性的插曲。恰巧当时担任学校党组书记的是他在文史哲学院的同学，此人自然知道他的过去，但是没有揭发（《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9月16日）。大学3年级时，有人曾想把他赶出学校，散布了不少关于他的历史问题的流言，这位老同学又站出来帮他说话，使他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对这位老同学充满了感激之情。大学毕业后，他又读研究生，继续深造，先后取得了副博士和博士学位，曾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并兼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某教研室主任。他在逻辑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被誉为世界著名逻辑学家之一。

季诺维耶夫自视甚高，思想独立不羁，在上大学期间，就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提出了怀疑。他对许多社会政治问题都有他的一套看法，如同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经常对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现象，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嘲讽”（《明天报》1993年第2期）。他像在少年时代一样，对现实不满，并且养成了用说怪话和俏皮话讥刺现实的习惯。季诺维耶夫自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或心理上的共产主义者”（《明天报》1993年第2期），他对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和衡量的标准，他之所以对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因为他看到的许多现象不符合他的理想和要求，因此这与某些人出于阶级仇恨攻击苏维埃制度或根据西方的标准否定和丑化苏联社会的做法是有区别的。他自己也不承认反共和反苏，并且反对人们把他划到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里去。确实，他和一般的持不同政见者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言论不仅触犯苏联当局，被视为异端邪说，而且也常常使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见者感到不快，因而受到他们的排挤。

索尔仁尼琴

70年代季诺维耶夫重新回到了文学创作上来，并于1974年用半年时间写出了《黑魆魆的高空》一书。他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点和审美趣味，非常讨厌传统的和常用的文学形式，因此把《黑魆魆的高空》写得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这本书由几百个长短不等的片段组成，无连贯的情节。它写的是发生在一个名叫伊班斯克的地方的事，这个地名是虚构的，它是整个苏联社会的象征。书中没有人物没有姓名，作者根据他们的特点以及职业、地位和作用给以不同的称呼，例如“工作人员”、“思想家”、“饶舌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学家”、“两面派”等等。这些人物一般都不是以具体的人作为蓝本摹写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个人群的特点的集中表现。由于概括性强，所以作品发表后便有人自动前来对号。不过也有一些人物是有原型的，例如作者曾谈到书中的“主人”、“公猪”、“结巴”、“正人君子”、“歌手”、“蹩脚画家”、“穿裤衩者”的原型分别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索尔仁尼琴、加利奇、涅伊兹维斯内、叶夫图申科。作者用较多的笔墨塑造了一个悲剧性人物的形象，此人在不同场合以“精神分裂症患者”、“诽谤者”、“饶舌者”、“夸夸其谈者”的称呼出现，有时它的特点也在其他人物身上表现出来。这个人物与社会的黑暗势力和不良现象进行了斗争，在斗争中遭到了失败，最后在办完各种手续后到火葬场排队等候火化，而根据那里贴着的一张告示的要求，他在离开时还得把骨灰盒随身带走。他最后的一个想法是：天才的毁灭不是这个社会的偶然事件，而是它的本质。就内容而言，这部作品触及到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用揶揄讽刺的语气谈论官方的理论政策和它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通过对具体事实和现象的叙述竭力渲染生活的反常和荒诞，对各种人物，尤其是对当权者和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人，进行了尽情的嘲笑。可以说，他笔下出现的苏联社会生活的画面是奇特古怪的。

作者在他的小说里充分利用了讽刺、夸张、怪诞、象征、各种形式的比喻等艺术手段，而运用得最多的则是讽刺和夸张，这使得这部作品具有讽刺文学的特点。而作者把它称为社会学小说，这大概是因为他认为书中对各种生活现象的描写是以他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为依据的。

叶夫图申科

这部小说在写作过程中还有这样的插曲。他写完其中的一章后扔到一边，后来完全把它忘记了，一年后才发现丢了这一章，于是根据记忆恢复起来并加以扩大，写成了另外两本书，即《守夜人的札记》和《光明的未来》。

《黑魆魆的高空》写成后，作者并不指望能在国内很快出版。不久手稿流传到国外，于1976年在瑞士洛桑问世，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很快被译成10来种欧洲语言，成为畅销书。许多西方人士赞赏这本书，把它的作者称为俄罗斯的斯威夫特，也有人把他与伏尔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拉伯雷相比拟。法国剧作家尤内斯库则称他为“当代最伟大的作家”。根据一位法国社会学家的提名，季诺维耶夫被授予法国的托克维尔奖。不久《黑魆魆的高空》一书流传到了苏联国内，当局得知后极为恼怒。苏斯洛夫称季诺维耶夫为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比索尔仁尼琴更可怕的敌人，因为在他看来，索尔仁尼琴只揭示了劳改营的内幕，而季诺维耶夫却把劳改营外的生活写得与劳改营里一样。他要求严惩季诺维耶夫，给他判刑。但是当时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却不那么认为（根据季诺维耶夫说，安德罗波夫很欣赏这本书，常把它放在手头），大概是因为苏联领导人后来听取了这位克格勃主席的意见，季诺维耶夫才免于受牢狱之灾（《青年近卫军》1998年第3期第100页）。1978年8月他应邀到联邦德国讲学，苏联当局趁这机会取消了他的国籍，从此他就定居慕尼黑，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

在侨居国外期间，季诺维耶夫继续进行他的学术研究，并应邀到各地讲学，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例如研究苏联社会制度的《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研究斯大林的《我们青春的飞翔》等）和论文集（例如《不抱幻想》、《我们和西方》等），发表了一些带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的作品（例如《在天堂门口》、《精神病医院》、《苏联人》等），此外还出版了一本诗集（《我的家——我的异乡》），这些作品基本上保持着在它们之前的作品的思想政治倾向，仍对苏联的社会制度进行分析和批判，对他的同胞身上存在的缺点和恶习进行揭露和讽刺。他的观点和做法受到了某些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的批评，有的人甚至指责他“仇俄”。季诺维耶夫曾这样解释道：“我承认我不喜欢俄罗斯人民。但是我也不仇恨他们。我对他们的态度具有另一种性质：我属于这个人民，并且与他们共命运。我是他们的一部分。我为他们的命运而担心。因此我在描绘他们时是毫不留情的——我不想欺骗自己和欺骗自己的同胞。只有那些脱离自己的人民或者从第二手和第三手材料了解人民的人，才能有这种被称为对不是自己的人民的爱的虚伪感情……我出生和成长于俄罗斯人民之中。我这漫长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俄罗斯人民中间度过的。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中间挨饿受冻，工作战斗。我当过集体农庄庄员、大学生、军官、挖土工人、教师、装卸工、实验员、科学工作者、教授。我了解这个人民，心中想着他们。我为他们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几乎不要求任何回报。如果我的书能在俄罗斯自由地流传，那么俄罗斯人民就一刻也不会怀疑，从我的身体和心灵的每个细胞来看，我都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我根本不相信俄罗斯人民会把那些制造和散布关于我是仇俄者的谣言的人看做自己人。”（季诺维耶夫：《我们和西方》，1981年，第39页）他的这段自白是想说明，他对俄罗斯人身上的缺点进行揭露和批评，是出于对俄罗斯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关心。

二

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改革”。身在异国他乡、然而密切注视国内政治动向的季诺维耶夫立即作出了反应。他认为，80年代初期苏联虽然出现了危机，但是这危机完全可以用苏联社会拥有的手段加以克服，在这期间切忌进行改革，切忌采取剧烈的行动。在他看来，改革是需要的，但应在危机过去后社会比较稳定时再进行。他后来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他公开发表意见达50多次，简直是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耳朵边上大声喊道：“不要进行任何改革，危机就要发生了！……先克服危机吧！”（《真理报》1994年7月1日）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话。到1987年，他经过对苏联国内发生的事的周密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历史性大背叛的时代正在开始到来。这时他已看透了戈尔巴乔夫以及与他一起搞“改革”的一代人的本性，明白了他们要达到的目的，认为这些叛徒们会把整个国家出卖掉。在这期间他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主义》一书，其中收入了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揭露他和他的同伙的图谋的文章。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的鼓动下，苏联国内开始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制度成为某些人集中攻击的目标。季诺维耶夫不但不参加这合唱，反而站出来进行辩护。他在1989年6月在德国科隆举行的主题为“今天的苏联”的研讨会上慷慨陈词，驳斥了反共言论，说“共产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坚不可摧。即使在共产党自行解散或者所有党员交出党证的情况下，也仍将是这样”。他宣称“既不愿同戈尔巴乔夫，也不愿同萨哈罗夫一起参加在莫斯科上演的那场戏的演出”（《文学报》1989年7月5日）。他的发言使许多与会者感到惊讶，他与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80年代下半期，季诺维耶夫写了一部反映“改革”的中篇小说，名叫《Κатастройка》。这是作者自己创造的一个词，它由“灾难”（катастрофа）和“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二词各取一半构成，可译为“灾难性的改革”。从小说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作者对“改革”的态度。

《灾难性的改革》的副标题为《帕尔特格勒（意为“党城”）改革的故事》。顾名思义，它写的是作者虚构的这个俄罗斯城市发生的事。这个内地城市本来不对外开放。戈尔巴乔夫为了让外国人来看他进行的“革命”，便决定选择几座城市作为“改革的灯塔”供他们参观，帕尔特格勒是被选中的城市之一。“改革”伊始，它是贯彻“公开性”方针的试点。在那里先是掀起揭露阴暗面的高潮，报纸上公开披露了吸毒、卖淫、同性恋等现象，结果吸毒的人未见减少，而许多年轻姑娘读了关于卖淫的报导后反而决定要当妓女，因为妓女挣的钱比教授、工程师、空中小姐多，甚至比飞行员还要多。随着自由化政策的进一步贯彻，人们开始使劲地进行自我揭露和自我鞭挞，言辞之激烈，就连最凶恶的反共分子听了也会感到不知所措。大家都争着否定过去，给革命后所做的一切抹黑。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分裂，“爱国者”与“民主派”严重对立，开始出现各种“非正式组织”。所谓的“文化复兴”，其实是西化和复旧。过去这里的作家自称为本地的托尔斯泰、契科夫、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等等，现在他们宁愿称自己为当地的海明威、尤内斯库、迪伦马特和斯坦贝克；到处可以听见别尔嘉也夫、罗扎诺夫、索洛维约夫以及过去的其他“贤哲”的名字，原谅了他们过去在反共和反对苏维埃政权方面所说和所做的一切，甚至把他们的这些言行吹捧为“美德”。从西方吸取来的，都是那里最坏的东西。人们已不再使用马列主义的概念和说法，马克思似乎完全被忘记了，提起列宁时，主要是为了说明“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哲学、马列主义和苏共党史的教员们以及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人员“耻于说出自己的职业”，跟着大家否定过去。小说中尖锐地指出，社会的思想混乱加上居民的道德精神危机，造成了一种只能称为“普遍发疯”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很快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主动权已被蛊惑人心的政客、投机取巧的滑头、最厚颜无耻的野心家、暴徒、流氓、寄生虫以及其他社会渣滓所掌握”。整个社会贪污贿赂盛行，犯罪率急剧上升，黑手党活动猖獗，“改革”造成的就是这样的局面。小说最后以中央派工作组前来帮助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做好接待工作，第一批外国人于1988年到达帕尔特格勒而告结束。

小说也写到退休职工和老党员对“改革”的抵制和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反革命行为，是对列宁的事业的背叛。同时书中还提到所谓的“新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和他们的活动。作者预见到了这种反“改革”倾向的发展会导致一场政变的发生，不过他没有想到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会采取这样的形式和会以失败而告终。

在《灾难性的改革》里，季诺维耶夫仍像在《黑魆魆的高空》里那样用的是讽刺笔调。他在小说开头就把矛盾直指戈尔巴乔夫，嘲笑他要超过“打开通向西欧的窗户”的彼得大帝，不仅要把大门完全打开，而且要把墙推倒，把分隔俄罗斯和西欧的万里长城拆毁。小说把“改革”写成一场由于“上层不愿按老方法进行管理，下层不能按新的方式生活”而开展的莫名其妙的运动，对它作了全面的否定。

80年代到90年代，季诺维耶夫写了另一部中篇小说《诱惑》，后来作者把它与《灾难性的改革》合并出版，冠以《乱世》的书名。《诱惑》发表在《灾难性的改革》之后，可是动笔在前，历时10年始告完成，在写作过程中曾作过大的改动。这部小说所叙述的故事仍发生在帕尔特格勒（后改名为沙皇格勒），在前一部小说里出现的某些人物仍在这里出现。它从1991年9月21日市长叶尔金娜被杀写起，接着写上面派3人小组进行调查，一直写到基本上弄清这是一个谋财害命的刑事案件并于当月24日安葬死者为止，叙事时间不长，前后只有3天。但是通过回顾和倒叙，扩大了时空，不仅讲了叶尔金娜的经历，而且讲了“改革”的全过程。小说在讲“改革”时，内容与前一部小说有一定的重叠。不同的是，这部小说还讲了“改革”后期的情况，例如实行多党制，苏共不再起领导作用，所谓的“民主派”夺了权，采取一系列复旧措施（其中包括城市改名沙皇格勒、街道恢复旧名、炸毁列宁纪念像等），提出要在365天（比500天计划提前100多天）内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全社会出现“贪图金钱的瘟疫”等等。另一方面小说里也写了始终坚持自己理想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例如讲授马列主义的教授马卡罗夫）的表现，讲了各种反对派组织的出现（其中包括“斯大林主义者联盟”），叙述了在前一部小说里提到过的“新共产主义者”积极开展活动和制订《新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最后写到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可见这部小说对“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更为全面。

从结构上说，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围绕叶尔金娜被杀和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展开的。因此在前一部小说里只简单涉及的叶尔金娜（在那里叫捷尔金娜）成为作者着力刻画的重要人物。此人凭自己的几分姿色以及善于逢迎和欺上瞒下的本领步步高升，当上了州委农业部长，是当时帕尔特格勒州的一个大红人。“改革”开始后她摇身一变，立即成为“民主派”的首领和反共的急先锋，篡夺了领导权。作者叙述了这个人物的发迹史，对她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鞭挞。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公开说这个人物所起的是“帕尔特格勒的叶利钦的作用”，而且特别指出这两人的姓氏发音上的相似。与此同时，小说用较多笔墨写年轻的残疾人切尔诺夫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叶尔金娜的批判。切尔诺夫在“改革”前就看不惯叶尔金娜的丑恶表演，开始调查她的劣迹，并在1985年初就宣判了她的死刑。这个年轻人对叶尔金娜在“改革”开始后的无耻行径更是感到无比厌恶，便决定要执行判决，除掉她。叶尔金娜被杀后，他看到自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甚至作出了不少牺牲和冒着很大风险来做的事情被刑事犯用最平常的方式完成了，心里不免有失落感，一下子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同时他的行动也已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再加上他已失去了工作，不知今后如何生活，最后在绝望中跳进烂泥塘自尽。

上面所说的是小说的主要情节线索和有关的人物，此外它还写了不少与这条线索无直接联系的事件和人物，并且多次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例如小说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1951年12月安全部门破获了一个以格罗莫夫为首的反斯大林的青年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收集了大量揭露斯大林的材料，正在进行分析研究。斯大林接到贝利亚的报告后，下令把被捕的青年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别墅里，叫他们继续进行工作，并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这些年轻人认真细致地研究了苏联历史的各个阶段和斯大林的活动，写出了300多页的“起诉书”，其结论是：斯大林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罪犯。接着在他们的主持下进行了“审判”。格罗莫夫宣读了“起诉书”。斯大林听得非常认真，然后不照任何稿子，连续不断地讲了6个小时，列举无数事实和引用大量材料来说明情况，对“起诉书”提出的“罪状”逐条进行反驳，并且要求“法官”们明确而具体地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从国家利益出发哪些行动是正确的。斯大林讲完后，暂时休庭，“法官”们进行了讨论。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分歧，经过激烈争论才取得了一致，最后宣判斯大林无罪。这种写法与宣判叶尔金娜死刑（实际上是宣判叶利钦死刑）的写法形成鲜明的对照。除此之外，上面提到过的马卡罗夫教授也在与切尔诺夫的谈话中说到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问题。他提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多方面的和矛盾的现象，要以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它。对革命领袖的言行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将其放到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不能断章取义。可以说，小说里的这些通过虚构的情节和不同人物之口发表的看法，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和观点。

季诺维耶夫对斯大林的看法有一个转变过程。上面说过，他在少年时代反对过斯大林，曾想暗杀斯大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对斯大林的态度有所改变。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斯大林逝世后，当时他看到那些原来大搞个人崇拜的人一下子变成斯大林的批判者，心里很反感，耻与他们为伍，并且开始研究斯大林的活动和考虑重新评价的问题。1983年，在斯大林逝世30周年之际，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专著——《我们青春的飞翔》。这本书出版后，西方某些人士曾把他称为斯大林分子。后来他在对一家意大利报纸的记者发表谈话时称斯大林为“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真理报》1992年10月1日）。90年代他在多次谈话中都提到斯大林。作为一个经历了战争全过程的老战士，他肯定斯大林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的作用，他说：“如果不是斯大林，如果不是斯大林领导，我们早在1941年就被打败了。我完全不想为镇压手段和其他事情辩护。但是要考虑到历史地形成的情况。”（《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9月16日）作为一个学者，他在研究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时期的历史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考虑到具体历史条件，考虑到人员等情况，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是按最佳方案行动的。环境本身迫使他们采取那样的行动。”（《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11月22日）他把斯大林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把20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9月16日）。季诺维耶夫的某些说法曾遭到异议，但是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三

季诺维耶夫之墓

苏维埃制度的覆灭和苏联的解体使季诺维耶夫深感痛惜。他深入研究了苏联发生的事情，并且对已成为历史的苏维埃时代进行了再认识。从1992年以来，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谈话，出版了几本专著和论文集（《俄罗斯的实验》、《西方》、《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等），详尽地分析了苏联剧变的性质、苏联解体的原因、现政权的本质和俄罗斯未来的前景，同时回顾了苏联的历史，对苏维埃时代作出了新的评价。

季诺维耶夫明确地说，苏联发生的是一场反革命。根据他的看法，1985年至1991年这几年是“反革命进行全面准备”的时期，而反革命政变则是在1991年8月公开发动的，到1993年10月完成（《真理报》1995年1月12日）。这里提到了90年代的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另一个是1993年10月叶利钦炮轰议会事件。季诺维耶夫认为1991年8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合法的，实际上发动政变的是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真理报》1994年9月7日）。他对“十月事件”持明确的反对态度，曾经这样说，假如我当时在莫斯科，我就要到那些正在屠杀的人那里去（《真理报》1994年7月2日）。他认为这次事件后，反革命取得了胜利。

关于苏维埃制度覆灭的原因，是季诺维耶夫近年来谈得最多的题目之一。他在90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以及有关专著里一再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不是由于它已经衰老了，它并不像西方和亲西方的宣传机器所说的那样已“日暮途穷”，而是被国内外敌对势力人为地扼杀的（《真理报》1995年6月21日）。最近他在《苏联的反革命》一文里又一次集中地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苏维埃制度不是由于它内部没有活力才崩溃的，不是它本身过时了，它的灭亡不是因为苏联人民抛弃了它和选择了资本主义，而是由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由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灭亡的基础有二：一是社会的分化，二是它像其他各种社会制度一样也出现了危机。他指出，自从这个制度建立以来，就出现了社会的分化，形成了享有特权的上层。这些人是依靠苏维埃制度发迹的，是这个制度下的主要受益者。他们本应成为这个制度的支柱，成为它的辩护者和捍卫者，可是他们却反对这个制度，有时甚至比持不同政见者和西方的反共分子还厉害。为什么？季诺维耶夫认为，苏联社会组织内部没有任何客观因素可说明这一点，起作用的是外部因素，这就是西方的反苏宣传和思想渗透。他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不够全面的，不过他指出西方在“冷战”中一直把各种用来对苏联人的思想和心理施加影响的手段作为主要武器这一点，则是对的。西方利用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危机进行蛊惑宣传，取得了很大成效，许多人开始具有亲西方的心理，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对未来丧失了信心。这个因素成为后来反革命能够得手的重要条件之一。季诺维耶夫接着谈到了苏联社会的特点。他认为这个社会具有所谓的“高度的国家性”，其中国家所起的作用特别大，而作为国家的“基础、核心、主干、骨骼和头脑”的是党。根据他的分析，西方敌对势力在一场旨在破坏苏联社会的战争中采取从最上层入手，先把党和国家搞垮的战略。他们制定的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是：设法让“自己人”占据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以夺取苏联的最高权力，通过他毁掉苏共机关，实行一系列能引起苏联社会解体的连锁反应的改革。季诺维耶夫认为这个“自己人”就是戈尔巴乔夫（《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9月19日）。他在这里以及其他许多文章和谈话里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痛斥他和他的同伙“为了金钱、荣誉和获得支持而完全卖身投靠他人”，说他们“有一个洗刷不掉的头衔：犹大”。有人问他，假如俄罗斯发生推翻现政府的战争的话，应怎样处理这些人？他回答说：应把他们作为叛徒绞死（《真理报》1994年7月2日）。

季诺维耶夫关心中国，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西方在搞垮苏联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他说：“请记住我的话：西方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它在收拾了南斯拉夫和把俄罗斯彻底打垮后，就要搞中国了。”（《真理报》1994年7月2日）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21世纪将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9月18日）。

季诺维耶夫对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制度持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在今天的俄罗斯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它实行的是一种“殖民地的民主”。他称今天的制度是一种“仿造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在政治领域力图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制度强加给我国，结果形成一种把国家推向灾难的社会经济杂种”（《明天报》1993年第2期）。他用轻蔑的语气谈到今天的当权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新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是把西方的东西与革命前的陈货搅和在一起而已。自然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低能的，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没有前途的。季诺维耶夫不同意对现在的“犯罪的制度”采取容忍和妥协态度，而主张进行反抗。他首次回国时电视台记者曾经问他：如果他是一个年轻人的话，他将做些什么？他回答说：“他将建立复仇者的队伍。”（《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10月28日）他认为对付现在的当权者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人民的起义、斗争、战斗（《真理报》1994年3月22日）。

在近年来的谈话、文章和著作里，季诺维耶夫谈得最多的另一个题目是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时代。他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称十月革命为“我的革命”。他说，“十月革命一直是我的革命，就是在今天我也不摈弃它”，“即使明天我就要被消灭，我仍然拥护它”（《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9月16日)。他又说：“我接受整个十月革命和它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我的革命，这也是我的社会。”他认为苏联建成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都得到了实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典型样式而载入史册”（《文学报》1997年12月3日）。

季诺维耶夫在谈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这是革命前存在过的制度的“合乎规律的继续”。他说，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俄罗斯实现了跃进，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事，结果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他接着说道：“共产主义不是作为与人民格格不入的东西出现的，而是作为合乎人民本性的社会而出现的。俄罗斯人民觉得自己与新的共产主义制度特别适合，因而支持它，成为这个制度的代表者。这个制度与人民血肉相连，是国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就说明，为什么破坏共产主义制度不能不同时破坏国家，使人民遭到打击。”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过去人民“瞄准共产主义，却打中了俄罗斯”（《文学报》1997年12月3日）。这种看法得到了许多传统派人士的赞同。

上面提到过，从“改革”开始后，季诺维耶夫改变了对苏维埃制度的激烈批判态度，反过来为它说好话。到苏联解体后，他几乎成了苏维埃时代的最热情颂扬者。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我并不为共产主义辩护，然而我认为这个时期真的是非常好的。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会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于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惊叹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但是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他认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建立了政权和社会管理的新体系，而这个体系交由党来领导的做法，则是一个“历史性的新发现”，没有党，国家就会经不住风浪。在他看来，第二个成就是建立了计划指令性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认为最大的成就是使居民在就业上有保障，使他们能享有受教育、免费医疗和各种社会保险的权利，并举自己的家庭为例来说明苏维埃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他说，在苏维埃制度下，他的一个兄弟成为工程师，当上了厂长，另一个兄弟是上校，他自己成了教授，其余的人也都成了本行的能手，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真理报》1994年7月1日）。他预言，再过几年，俄罗斯人将会感觉到他们失去了什么。这话是在1994年说的，实际上那时许多人就已经感觉到了，社会上出现的怀旧情绪就说明这一点。

季诺维耶夫主张对苏维埃时代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汲取那时好的东西。他说，假如他年轻一些的话，他将创立一个“苏维埃时期研究协会”，客观地研究这个时期，主要研究那时取得的优秀成果，然后在青年中广泛宣传研究的结果，因为“俄罗斯的未来将由他们来决定，将由那些今天上中小学或大学的人来决定”（《苏维埃俄罗斯报》1994年9月16日）。

作为一位作家，季诺维耶夫有着热烈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而作为一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有时能做到保持冷静的头脑，尊重事实和客观规律，清醒地认识到十余年动乱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因而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罗斯未必能够恢复原有的制度，重新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划时代的现象”，因为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有“历史的机遇和条件”。季诺维耶夫对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支持的，不过他是一位“诤友”，曾不客气地对俄共发表的《告公民书》提出批评，说其中没有明确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是被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颠覆的，没有说明共产党是由最高领导带头破坏的，没有指出有千百万党员的苏共“可耻地离开了战场”、“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跑到敌人阵营里”的事实，他认为“任何想要称为共产党的政党”应该“公开承认这一切”。他希望所有共产党人“放弃思想上和纲领上的分歧，团结起来，把力量放在解决最主要的问题上，勇于作出牺牲，以身作则，使广大居民相信共产党是他们的利益的真正代表”（《真理报》1995年1月12日）。

由于对“改革”和苏联解体后的现实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季诺维耶夫得罪了前后的当权者，同时也触犯了拥护“改革”和参与搞垮苏联的自由派，自然，他们对他不会有什么好感。据说《诱惑》发表后，新的统治者暴跳如雷。他们迟迟不把过去没收的房子还给他，使他回国时没有住处，实际上是不欢迎他。把持学术界的自由派人士排挤他，自由派报刊不刊登他的文章和谈话，使他没有宣传自己观点的讲坛，他只好把自己的文章送到反对派报刊（《苏维埃俄罗斯报》、《真理报》、《明天报》、《我们的同时代人》等）去发表。最近一两年由于学术界的自由派人士开始失势，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1997年下半年，在他75岁生日之际，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选举他为院士，并为他举行了庆祝会。这无疑是对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的业绩的肯定和对他的一种安慰。

季诺维耶夫的一生是不平常的一生。根据他自述，他很早就在“做人”还是“占有”这两个生活原则之中作了选择，决心把“做人”放在首位，反对“占有”，甚至痛恨私有财产（《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9月16日）。他淡泊名利，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要求，甚至在当上教授后仍身无长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能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随身带走。最近他在俄罗斯先后出版了6本书和发表了许多文章，都不要稿费。正因为不追名逐利，他才能做到不投机取巧，不随波逐流；正因为他无私，才能做到无畏，不怕威胁，不受利诱，认为自己正确时，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据他自己说，在“改革”年代曾有人示意，只要他说一句赞成“改革”的话，他就能得到待遇丰厚的教席和创办自己的刊物的资金，可是他毫不动摇。而他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又敢于大胆承认错误，本文开头就提到了这一点。季诺维耶夫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应该说是清楚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当他看到现实生活中某些现象与理想相悖时，便对这些现象进行猛烈的抨击，有时往往态度偏激，过甚其词，使人觉得他似乎是在反对整个制度本身；而当有人从否定他的理想出发企图完全否定这个制度时，他便站出来捍卫它，而且同样充满着激情。在他身上作为文学家的主观热情和容易冲动的特点有时盖过了作为学者的客观和冷静，使得他过去在批判苏维埃制度的缺陷时过了头，曾为敌对势力所利用。这是他应该吸取的主要教训。季诺维耶夫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逻辑学和社会学研究方面以及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文着重讲了他的文学创作，没有能对他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作具体介绍。应该说，他是一位思想敏锐和有独特见解的学者，例如他对西方社会就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个社会不是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既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因此他用“西方主义”（западнизм）一词来形容它。犹如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全球人蚁群》（《Γлобальныйчеловейник》）里也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当然他的一些观点是大可商榷的，例如他在区分“科学”和“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体系而不是科学的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又如他关于苏联社会的某些看法也不一定符合实际。总而言之，季诺维耶夫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的思想既是丰富的，又是复杂的，应该而且值得进一步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1998年12月

季诺维耶夫于1999年夏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侨居生活，从德国慕尼黑回到了他的祖国。回国前后，他发表了多次谈话，畅谈了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在这些谈话中，他讲得比较多的是对西方的看法和对所谓“全球化”的理解问题。

多年来他生活在国外，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西方社会有了更多的和更具体的了解。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把西方社会与苏联社会相对照，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对西方的独特看法。他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的文章里叙述了西方社会发生的变化，指出那里出现了一种既包含着资本主义和民主，也包含共产主义成分的新的社会制度，他把这种制度称为“西方主义”。他还谈到已经开始的西方国家一体化和所谓“全球社会”（глобальноеобщество）形成的过程。接着他写了上面提到过的《全球人蚁群》和《西方》（《Запа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