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凡夫 |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出版与红色文化传播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大量出版，有力推动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红色文化传播高潮的形成。构建新的政治认同的现实需要，广大民众渴望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密码，亲历者记录历史、告慰先烈的强烈愿望，保存党史研究资料的学术需求，是革命回忆录大量出版的重要原因。革命回忆录的出版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些作品按照作者、传主和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把一切献给党》《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是其中的标志性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出版，满足了特殊的时代要求，较好地承担起了传播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构建新的政治认同和培育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颜色”(1)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2)《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充分利用各种红色文化资源，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党史、革命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和特殊政治优势，也是构建民众政治认同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三红一创，青山保林”(3)“三红一创”指小说《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分别指小说《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革命历史小说家喻户晓，《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等一大批革命回忆录也风靡一时，在传播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构建政治认同和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红色文化传播的第一次高潮。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专题的研究，更多着眼于文学史视角，而从党史和新中国史视角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4)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金进：《革命历史的合法性论证——1949—1966年中国文学中的革命历史书写》，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潘盛：《“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历史叙事与公共记忆》，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胡艳琳：《从回忆录到回忆体——试论革命回忆录与王愿坚的革命历史小说》，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潘盛：《集体记忆的改写和重构——“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学生产策略》，《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胡艳琳：《从革命回忆录到集体记忆的营构——兼论王愿坚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的今天，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大量出版这一特殊历史现象进行深入考察，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政治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大量出版的背景和原因
革命回忆录是介于文学和历史之间的特殊文体作品，具有传记文学性质，是一种特殊的记叙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回忆录，主要记述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诞生28年间的革命斗争历史(其中也有部分抗美援朝回忆录)。与著名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很多革命回忆录也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必读作品。这一时期革命回忆录出版热潮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表现革命斗争历史小说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1)通过革命斗争历史的书写，证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人民政权的合法性；(2)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指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惟一正确的思想武器；(3)教育青少年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做新中国的保卫者、建设者；(4)塑造一批英雄人物，以作为群众学习、效法的榜样。(5)费振刚：《中国文学史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页。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作为革命斗争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写作与出版，既与上述原因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有着其它一些重要的特殊原因。
(一)党和国家构建新的政治认同的现实需要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各类革命图书的出版，把报纸、刊物、书籍作为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把办报、办刊物、出书籍作为宣传鼓动工作的最重要任务。(6)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2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把出版工作作为教育人民的重要手段，强调图书发行“主要地还要看发行的政治效果，就是所发行的图书对于人民群众所起的宣传教育作用”(7)陈克寒：《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3月21日。。应当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大量出版，首先是由于我党对精神产品功能和定位的一贯认知与高度重视，同时也与建国初期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政治需要密切相关。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可是，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否能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是否能管好国家，这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仍然是一个疑问”(8)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页。。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各种严峻考验和挑战，如何迅速获得广大民众对新生国家的政治认同，在短时间内把全国人民凝聚团结起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全力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新的伟大斗争，是党和国家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极为紧迫的课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牢固构建民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不断巩固新政权的同时，积极运用各种意识形态手段，广泛宣传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必然性、先进性与合法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政治符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革命历史教育”(9)胡国胜：《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2012年第1期。。1951年5月30日发布的《中央关于纪念党的三十周年办法的规定》明确指出：应大量刊登对于党的斗争历史的各种回忆，对于革命烈士、模范党员和党的组织牺牲奋斗为人民谋自由幸福的回忆。(10)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3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为更好地实现主流价值观念对社会的全面普及，文艺和审美艺术的方式也被广泛采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以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作品”(11)万成：《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百年探索：历程、逻辑与展望》，《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根本目的就是有效提升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构建民众对新生国家的政治认同。这样，包括革命回忆录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承担起了将革命历史经典化的政治功能，以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并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1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革命回忆录的最大特点与优势就是“三亲”性(亲历、亲见、亲闻)，对读者有着特殊的亲切感和吸引力，这是任何纯粹的历史书籍和文学作品都是无法代替的。正是由于这种特殊优势和功能，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构建民众对党和国家热爱与认同的重要手段。如果说战争年代革命历史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支持革命斗争、赢得战争胜利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历史写作的目的，就迅速转变为满足新型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构建的现实需要。正是这一新的客观现实需要，直接催生了包括革命回忆录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大量出现。
(二)广大民众渴望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密码
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必定有其内在逻辑和成功密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已经成为海内外学界和舆论界的一个重要热点议题，甚至成为了“世界之问”“世纪之问”和“时代之问”。
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之际，对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同样面临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或“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疑问。这种疑问当然并非毫无根据。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蒋介石声称，倚仗国民党的优势，“一定能速战速决”。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甚至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13)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页。然而就在短短三年多之后，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性巨变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不仅让全力援助扶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内部为“谁弄丢了中国”而吵得不可开交，也让战争初期质疑中国共产党能否打赢的中国国内各界人士大为惊愕，更使无数普通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充满疑问与好奇。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广大民众渴望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密码，了解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奋斗历程，也就是想知道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千百年来深受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这种刻骨铭心的“翻身感”，让民众更“显示出对平等、公正等政治价值的渴望以及对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认同”(14)王志强：《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民“翻身”与“翻身感”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相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对此充满感激，更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因此，他们迫切希望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如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如何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强大而又凶恶的中外反动势力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革命回忆录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大量出版，动辄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册的发行量，在今天看来的确是难以复制的奇迹。毋庸置疑，这种奇迹仅仅靠国家推动和行政命令是难以顺利实现的，它与广大民众渴望了解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成功密码的精神需求密不可分。
任何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传播内容及其社会影响，都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人们的精神需求密切相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艰苦创业的艰难岁月，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处处洋溢着革命成功的激情，无疑成为在困苦中挣扎的国人最好的精神食粮”(15)王平：《红色经典小说出版热潮的时代密码》，《中国出版》2014年第4期。。显然，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需要和欢迎，是革命回忆录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正如有革命老干部当时所分析的，革命回忆录在青少年中争相传阅，是因为革命前辈的斗争经验、高贵品质是他们效法的榜样。(16)何长工：《写革命回忆录教育青少年》，《中国青年报》1959年1月8日。大型革命回忆录丛刊《红旗飘飘》“编者的话”(即创刊词)也指出：对于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无数英雄事迹，当今一代青年并不是很熟悉，“他们要求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17)《编者的话》，《红旗飘飘》第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革命回忆录作家王愿坚也明确表达了这种创作动机和情感：“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8)王愿坚：《后代》，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71页。
(三)亲历者记录历史、告慰先烈的强烈愿望
革命回忆录的作者往往就是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也是战争的参与者”(19)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是“以历史创造者而兼历史纪录者”(20)郭沫若：《〈三年游击战争〉序言》，《红旗飘飘》第18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他们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讲述自己曾经的艰苦岁月和斗争历程。他们积极撰写回忆录的目的，不仅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是总结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告慰逝去的亲人、战友和同志。“很多老同志都说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21)黄涛：《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诞生记》，《百年潮》2007年第7期。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更是一部充分展现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牺牲精神的英雄史诗，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凡是亲身经历过这一奋斗历程的革命者，无不对这段艰苦岁月特别是逝去的亲人、战友和同志有着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记忆。作为过来人，他们无疑是幸运的；但作为幸存者，他们深知共和国的旗帜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他们没有理由，也更不可能忘记为革命牺牲的亲人、战友和同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逝者的深深怀念，促使这些过来人和幸存者记录下他们的革命经历和逝去的人们。《我的一家》和《红岩》的写作，很能说明作者的这种心情。
由陶承口述的《我的一家》，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后被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作者讲述了丈夫和两个儿子为革命献身，一家人积极为党工作的感人事迹。书中内容全部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饱含作者与亲人之间的殷殷亲情和对逝者的无尽思念，深深打动了广大读者。《我的一家》出版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很快就印行600多万册，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之一，也直接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帮助老干部整理回忆录的热潮。而由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即《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改编的小说《红岩》更具代表性。正如该书作者之一罗广斌所说：“我们本来不会写小说。可是想起死难烈士的遗言，我们的心就不能平静。我们是幸存者,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委托。”(22)张羽：《我与〈红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从回忆录《烈火中永生》到小说《红岩》，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而小说《红岩》的巨大成功，也正是对红岩烈士的最好告慰。
(四)收集保存党史和革命史资料的学术需求
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革命回忆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是研究党史和革命史的宝贵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新中国成立后，恰逢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30周年。28年的艰苦奋斗和建国短短两年内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真正“三十而立”，值得隆重纪念。加之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23)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的发表，有力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次热潮。为了系统收集、保存党史资料，中共中央于1951年7月21日专门发布了《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目的就是广泛征集保存党史资料，开展党史研究，总结革命斗争历史经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2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3 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对于革命回忆录的重要史料价值，《人民日报》在鼓励号召老干部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社论中明确指出：“革命回亿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纪实……老干部们亲历过革命，需要及时的记录和保存，是珍贵的历史材料。”(25)本报评论员：《欢迎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5日。作家冯牧也指出：“这些回忆和记述，无论对于广大读者或者是对于全党，都将是一种无比珍贵的、真实而生动的革命史料。”(26)冯牧：《革命回忆录有宽广道路——读〈在毛主席教导下〉有感》，《读书》1959年第7期。郭沫若更充分肯定革命回忆录“当然是一部很好的革命史料，研究近代史的人从这里可以挖出无限丰富的矿藏”(27)郭沫若：《燎原的星火》，《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1日。。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写作整理和出版，同样具有抢救收集保存党史和革命史资料的重要意义。
丰富而详实的历史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除系列革命历史文献和革命期刊的整理出版外，革命回忆录资料也开始整理出版。这些革命回忆录都是老干部、老战士和当事者的亲历亲见亲闻，从数量到质量都前所未有，从而抢救收集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大大丰富了党史研究和教学的内容。不可否认，由于作者和时代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革命回忆录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和不足。有的由于年代久远而导致记忆发生偏差，有的参与整理者因党史知识欠缺而出现差错，还有的对某些历史人物或史实进行不适当地拔高或贬低。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革命回忆录的重要史料价值。党史专家龚育之指出：“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28)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从这一角度看，每一篇革命回忆录都应当被视为党史和革命史的珍贵史料。当然，这也要求研究者应当认真鉴别与正确运用回忆录，以使这些珍贵资料更好地发挥学术研究的价值。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出版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历史上即已出现多部革命回忆录。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年)、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瞿秋白(《多余的话》，1935年)等党的领导人英勇就义前留下的回忆录，成为我党重要历史文献和宝贵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正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夙愿和梦想。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需要新的文化和新的表达。革命回忆录的大量出版，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和恰逢其时，极大满足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因此成为新中国文化史上一大蔚为壮观的奇迹。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出版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出版，明显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除少数作品外，没有引起较大社会反响。1956年7月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大型征文活动，使“革命回忆录的写作在五十年代后期形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延续到六十年代初”(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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